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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些年里，她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。

    长年伏案让她的脊背弯了。她曾经是苏州城里最窈窕的女子，走起路来像一株风中的柳树，腰肢柔软，步履轻盈。但那些年，她的背越来越驼，肩膀越来越窄，整个人像一把被反复折叠的纸扇，再也展不平了。

    她的眼睛也坏了。看东西越来越模糊，要凑得很近才能辨认。她写字的时候，鼻尖几乎贴着纸面。顾言深心疼她，说：“青瓷，你别写了，我帮你抄。”青瓷说：“你抄的我看不见。我自己写，我知道自己写了什么。”

    她的手也开始抖了。几十年的笔耕不辍，让她的手指关节变了形，握笔的时候，笔尖会微微颤抖。但字还是那样工整，一笔一划，从不潦草。她说：“字是给人看的。写潦草了，别人看不懂，我的字就白写了。”

    她肺里灌过太多巴黎雨夜的冷雾。

    那些年，她为了拜访华工，经常在夜里赶路。巴黎的冬天多雨，冷雨打在脸上，像冰针扎。

    顾言深看着她，什么也没有再说。他知道她决定了的事情，谁都改不了。他只是在她每次出门之前，把一把新的伞放在门口，把她的围巾系好，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暖一会儿。

    “早点回来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她说完，然后推开门，走进雨里。

    那些冷雾，从她的鼻腔钻进她的肺里，一层一层地堆积，像石灰一样，把她的肺壁涂得越来越厚。后来她咳嗽的时候，咳出来的不是痰，是那种灰白色的、黏稠的、像被水泡过的纸浆一样的东西。

    顾言深哭着说：“青瓷，求你不要再出去了。”

    青瓷说：“言深，你该懂我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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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88年，巴黎。

    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年人站在里昂火车站的广场上，仰头看着一块刚刚揭幕的纪念牌。铜质的牌匾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，上面用法文和中文刻着几行字：

    “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法参战的十四万中国劳工。他们为法国的自由与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”

    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，胸前别着一朵白色的小花。眉眼间有几分熟悉的味道——那是润润。当年的那个在巴黎出生、在波旁宫区长大的小男孩，如今已经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了。他的头发花白了，背也有些驼，但那双黑色的眼睛，和他母亲年轻时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他站在那里，看着那块铜牌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年轻的法国记者，手里拿着录音笔，问他：“顾先生，您的母亲为华工权益奋斗了数十年，您觉得她如果能看到今天这一幕，会说什么？”

    润润沉默了很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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